他是中醫訓詁校勘第一人，50多年筆耕不輟，考證所引用先秦兩漢、唐宋時期的書籍達257種，其中醫學類75種，子類19種，經類16種，史類79種，典籍50種。

    他能將經典醫籍原文一字不差地背誦，被譽為“內經王”“活字典”。編寫高等院校中醫經典教材，在全國推廣經典教學，讓中醫經典傳承遍地開花，培養了一大批中醫優秀人才。

    他為中醫發展奔走吶喊40多年，是著名的“十老上書”者之一，寫下關于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提案、建議、信函200余篇，推動了中醫藥發展。

    早晨八點，他正在辦公室伏案書寫，鏡片幾乎貼于桌面上，手臂擺動緩慢而遒勁，工整漂亮的鋼筆字躍然格子稿紙上：“固活就是姑活，固、姑字通。”

    9月中旬的一天，李今庸在湖北中醫藥大學古籍研究室，正全神貫注地進行中醫訓詁校勘工作。看到記者到訪，他放下手中的筆,迫不及待地從一摞高高的書稿中抽出一封信，滿滿的一頁頁的手寫稿,標題是寫給有關部門關于對“中醫藥法”的幾點建議。雖年屆九旬，聽力和視力嚴重下降，卻仍心系中醫藥發展。

    “我會繼續寫下去。”他的目光堅定而柔和,一句簡單的話語中，透出了一位中醫大家的信心和堅持，力量與情懷。

    “內經王”是怎樣練成的

    “督脈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1991年國家組織編撰《中國醫書百科全書——中醫學》，李今庸被特邀為編委。在一次編委會期間，一編委欲以《內經》中一條有關婦科的原文出處為難主編，見主編一時答不出，于是李今庸脫口而出上述文字，并指出該文見于《素問?骨空論》。會后，有人拿出原著一對照，果然一字不差，感嘆道：“內經王”“活字典”并非虛傳。

    李今庸不僅能背誦出醫書原文，如今只要有人提到《黃帝內經》的某一內容，他都能不假思索地指出，本段內容是在《素問》或《靈樞》的某一篇，所以被人們譽為“內經王”“活字典”。而這一切，則歸功于他人生中的“三位老師”和他自身的刻苦勤奮。

    1925年出生于湖北棗陽一個中醫世家的李今庸，其名出自《三字經》：“中不偏，庸不易”；字昨非，語出陶淵明《歸去來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自小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7歲入私塾讀書，跟隨老師學習《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記》等儒家經典著作，為后來學習中醫藥學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13歲因日寇入侵，家鄉淪陷，遂輟學在家跟隨父親學習中醫，購藥炮制，兼以學文。在他父親的指導下，先后研讀《黃帝內經》《針灸甲乙經》《黃帝內經太素》《八十一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中醫經典著作，以及《雷公藥性賦》《時方歌括》《傷寒方歌括》《醫宗金鑒》等醫書，同時還閱讀了《毛詩》《周易》《書經》等古書，并隨其父學習臨證之術。由于父親要求嚴格，11年后，才準許他獨立行醫。

    1953年,李今庸響應政府號召在家鄉以父親的診所為基礎組建了“聯合診所”，成為當地政府領導下的主要醫療機構，替四鄰八鄉的百姓防病治病。1954年到湖北省中醫進修學校學習西醫課程。1955年，李今庸調至湖北省衛生廳中醫科工作。1957年，又從省衛生廳調至湖北省中醫進修學校（后更名為湖北中醫學院，現為湖北中醫藥大學）任教，擔任中醫教學工作。

    1961年，一本雜志徹底改變了李今庸的命運。

    近代學者、時任湖北中醫學院副院長的蔣立庵老先生送給他《江漢論壇》雜志，其中主要刊登的是有關古書校勘、訓詁方面的文章，讓他深受啟發，立志掌握校勘訓詁學的相關知識，以便更有效地研究整理古典醫籍。之后，他又先后閱讀了大量有關小學方面的書籍，如《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注》《說文通訓定聲》《爾雅》《廣雅》《小爾雅》《廣韻》《集韻》《玉篇》等以及諸子百家、二十四史等，并由此走上中醫訓詁校勘之路。

    中醫訓詁校勘第一人

    1982年，黑龍江省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中醫高栻國先生專門找到李今庸詢問：“《淮南子》書里講的‘玄田為畜’一句，是不是指‘氣功’”？他請李今庸考證一下。多年來，李今庸一直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一直到2004年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考證“玄田為畜”時作了闡明：

    “畜”字，周時本作“茲+田 ”，李斯作小篆時省去其上部“茲”字之半而成“畜”形，《淮南子》誤認其為“玄田”而成，遂說“玄田為畜”。據此，《淮南子》書中雖有言及氣功者，然此“玄田為畜”之義，則與氣功無涉也。

    “治學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要厚積而薄發，一絲不茍，言必有據，來不得半點的虛假和草率，這才是治學之本。”李今庸常這樣說，其一生治學的經歷堪稱學者榜樣。

    訓詁校勘工作枯燥而沉悶，研讀數百種古籍，在晦澀深奧的古文字中，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從錯漏中尋求真諦，依類匯總，再記錄成文，這需要人完全沉下心來工作。遇到一個難題,有時需要研究數天、數月甚至數十年。

    就這樣，李今庸一堅持就是50多年，90歲了依然筆耕不輟，成為中醫界第一個中醫訓詁校勘專家。

    “每寫一篇文章，父親都要頭痛數日，然而他仍樂此不疲，希望在有限的時間里多寫幾篇。”李琳說。她是李今庸的女兒兼傳承人，在湖北中醫藥大學文獻研究室工作，主要負責整理研究他的學術經驗。“不管是在家還是在辦公室，每天保持讀書、思考和寫作的習慣。80歲以后發表了近70篇文章，出了3本書。”

    “書不校勘，不如不讀。”李今庸對中醫訓詁校勘工作有自己的一套治學方法。他將清朝乾嘉時期所興起的治經學方法，引入到古醫籍的研究整理之中。依據校勘學、訓詁學、音韻學、古文字學的基本原理，以及方言學、歷史學、文獻學和歷代避諱規律等相關知識，對古醫書中的疑難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多者刈之，脫者補之，隱者彰之，錯者正之，難者考之，疑者存之。

    所涉及的范圍也相當廣泛,如《素問》《靈樞》《難經》《甲乙經》《太素》《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肘后方》《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馬王堆漢墓帛書》，以及周秦兩漢典籍中有關醫學的內容共計24種古書。在他的代表著作《古醫書研究》中，考證所引用先秦兩漢、唐宋時期的書籍，其書名達257種，其中醫學類75種，子類19種，經類16種，史類79種，典籍50種，雜記約18種。

    從上世紀60年代至現在，他發表了諸如“析疑”“揭疑”“考釋”“考義”這類文章200多篇。2008年， 80多歲的他在外地休養時，憑記憶又搜集了古醫書中疑問之處88條，其中《內經》82條，《傷寒論》1條，《甲乙經》5條。同時，還從《呂氏春秋》高誘訓解的文字中，總結出聲轉可通的文字121例。

    由于李今庸教授在中國古籍研究中做出的成就，他多次參加衛生部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的重點古醫籍之審稿定稿工作，如《黃帝內經素問校釋》《靈樞經校釋》《難經校釋》《針灸甲乙經校釋》《脈經校釋》《諸病源候論校釋》《針灸大成校釋》等7部古醫書的集體審稿定稿工作。

    經典傳承全國開花

    “吾人生性太魯鈍，發展中醫愧無能。三十年教學工作苦，培養自己掘墓人”。 當李今庸看到一些中醫藥大學生畢業后，只有一部分從事中醫藥工作，一部分改行從事西醫工作，而還有一些人成了中醫學的否定者和反對者，曾在一首詩中無限傷感地寫道。

    這由此也引起了他的深思，對中醫藥學這門特殊學科，在教育對象上必須要有所選擇，即先應爬羅剔抉，而后再刮垢磨光，要擇人而教，因材施教，這就成了他后來在招收研究生中“寧缺勿濫”的思想基礎。

    1979年湖北中醫學院招收《內經》碩士研究生，一名考生專業成績很差，李今庸不予錄取，而當時管教學的副院長堅持要錄。性格耿直的他氣憤地說：“誰要錄，誰去帶”，而他始終堅持不帶。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57年李今庸調至湖北省中醫進修學校任教至今，已50多個春秋，培養了一批合格的中醫藥人才，成了中醫藥隊伍的生力軍。

    1966年以前，他曾先后給湖北中醫學院各屆本科班、西學中班講授《黃帝內經》《金匱要略》《八十一難經》等經典著作以及“運氣學說”等。上世紀70年代后，又先后給師資班、本科班講授《黃帝內經》《金匱要略》《中醫學基礎》。自1978年開始，又連續指導了數屆《內經》專業碩士研究生。曾先后受全國十多個省市中醫院校及中醫藥科研機構的邀請，講授《黃帝內經》和《金匱要略》。

    為培養合格的中醫藥人才，李今庸非常重視教材建設，多次編寫或參與編寫中醫藥教材。1958年，他在湖北中醫學院籌建了“金匱”教研組，1959年編寫了《金匱講義》作為本科專業使用。1963年代理主編全國中醫學院第二版試用教材《金匱要略講義》，從而將《金匱》這一學科推向了全國。1974年協編全國中醫學院教材《中醫學基礎》。1978年，主編了《內經選讀》供中醫本科專業使用。1987年，參與編著高等中醫藥院校教學參考叢書《內經》。

    主持教研室工作期間，他注重對教師的培養。1981年，他提出了“知識非博不能反約，非深不能至精”的思想。1982年，他又要求教師養成“讀書習慣和寫作習慣”，并在教研室創建了圖書資料庫，收藏各類圖書800余冊。1986年，組織教師編寫《新編黃帝內經綱目》和《黃帝內經索引》。通過編輯書籍及教學參考資料，來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堅持十幾年不懈努力，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中醫藥教師隊伍。

    小方常藥起沉疴

    1976年 9月23日，湖北某大醫院的一晚期肺癌患者的舌頭忽縮至舌根，幾阻塞呼吸，家屬求醫院想法使舌伸出，醫生說這是肺癌發展的必然結果，無計可施，并斷言病人活不過10月1日。后請李今庸來院會診，經給予豬苓湯加味，一劑其舌即伸，并以中藥延長了其壽命。

    “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應當積極爭取”，李今庸治病從不“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而是一心赴救。他認為，為醫者不在于能醫疾，而在于能醫人之所不能醫之疾。77年的臨床實踐中，他強調臨床實踐對醫學理論的依賴性，注重辨證施治，善治內科、婦科疾病，尤其善治疑難、危重病證。

    “方不在大，對證則效；藥不在貴，中病即靈。” 李今庸經常這樣告誡學生和弟子。他的每張處方一般為八九味藥，最多十二味藥，很少超過十五味者，每味藥的重量多在10克左右，雖用小方常藥，往往也可以起沉疴而愈痼疾。

    他還喜用單方、驗方，如將使君子肉用饅頭皮包裹吞服，以治療小兒蛔蟲；用五倍子研末醋調敷臍，以治小兒尿床、盜汗等。從不輕易選用貴重藥物，數十年的行醫生涯中，唯一開過的一味貴重藥是猴棗,且是為了給一位肺癌晚期患者維持生命。

    對待病人，無論貧富貴賤，均一視同仁，從不希求回報。李今庸住在校內時，從家鄉來找他的病人特別多，學校也有職工和學生介紹病人來家中看病。

    上世紀70年代，他曾治愈了咸寧地區某供銷合作社主任的頑疾，此后兩人關系甚好，常有書信往來。那是一個各種物質都必須憑票購買的年代，一日主任出差來武漢，順便給他帶來一包豬油，放在桌上，抽身走了，他數次寫信詢問錢數，主任總是避而不談。他無可奈何，于是根據當時市場上的價格和豬油的重量，給主任寄去了相應的錢數，自此兩人再無往來。

    因拒收病人財物沒少得罪人，但他從不后悔。

    為中醫發展奔走40余年

    在李今庸的書房里，收藏著數十萬張資料卡片，除了大量的中醫藥研究資料外，還有中醫藥政策、學術、教育等方面的內容，多年來他每天都會閱讀一些報刊，養成了收集信息的習慣。

    時刻關注全國中醫藥的大小事件，看到利好政策出臺，喜不勝收，而對于負面信息，則痛心疾首。不僅關注，事實上，40多年來李今庸一直以實際行動在為振興中醫藥發展而四處奔走吶喊。

    1982年12月，他同全國十余名中醫藥專家一起簽名，向中央反映全國中醫藥事業情況，并積極建議成立國家中醫藥管理機構；1984年又同全國11位中醫藥專家一起簽名，上書國務院總理，建議成立國家中醫藥管理機構。其后，他又同另一位中醫藥專家，支持并促成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建中醫藥出版社。

    2003年4月，李今庸在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衛生部部長吳儀的信中，提出了“迅速制定保護和發展中醫藥的法規，明確中醫藥學應保持其固有特色，根據自身規律在實踐中發展”等建議。

    多年來，李今庸以湖北省政協常委、省科協常委、省中醫藥學會理事長等多重身份，多次深入基層進行中醫藥調研，不斷地寫提案、信函、建議,利用一切機會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爭權、爭財、爭發展空間。

    為切實減輕百姓看病負擔，1993年他建議在湖北省廣大農村普及中醫藥、氣功保健知識，推廣中草藥單方、驗方、針灸、按摩、熱熨、刮痧、拔火罐等簡便療法，并將這一工作納入湖北省燎原工程活動中去，使廣大農民“小病不出村，有病看得起”。

    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李今庸教授共寫下提案、建議、信函200余篇，推動了中醫藥發展。

    最近的兩封建議書，是關于中醫藥教育和立法方面的建議，信中透露了他對中醫院校教育和中醫西化深深的憂慮。無論這些建議能否被采納，但寫下去，這或許就是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