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方，是《傷寒論》《金匱要略》中所載經典配方的略稱。經方家，是一批擅長應用經方治病的醫家。他們強調方證相應，重視藥物及其配伍的研究，重視臨床技術的研究，以擅用經方大劑為臨床特色，近代也有“經方派”的稱呼。孟河醫派中也有不少以擅用經方出名的醫家，如果說孟河醫派是一棵參天大樹，那這些經方家就是經過嫁接后長出的累累碩果。

內外兼擅的經方家余聽鴻

余聽鴻（1847-1907年），江蘇宜興人。13歲赴孟河天寶堂藥店學徒，20歲師從孟河名醫費蘭泉。27歲返宜興，為茶肆伙計,偶爾為人治病。35歲遷居常熟，屢愈危癥,不數載而道大行。其間常熟溫熱流行，經聽鴻救治甚多,有“余仙人”之稱。余聽鴻深得費氏心傳，擅長內科，又精外科、喉科。著作有《余注傷寒論翼》《外證醫案匯編》《診余集》等。

余聽鴻是晚清著名經方家。他說：“仲景之方人皆畏難不用，然病至危險，非仲景方不能挽回耳。”（《診余集》）余氏不僅用經方治療外感熱病，也能靈活運用《傷寒論》方調治內傷雜病。他用藥峻猛，擅用經方大劑，與當時流行的輕靈之風迥然不同。“余素性剛拙，遇危險之癥，斷不敢以平淡之方，邀功避罪，所畏者蒼蒼耳！”（《診余集》）經方家的精神價值取向，躍然紙上。

影響余聽鴻的第一人是孟河名醫費蘭泉。費蘭泉（1818-1880年），其祖父費士源（1762-1835年）以內科名世，與王九峰、馬省三（馬培之之祖），皆為當時江南名醫。費蘭泉擅用經方，余聽鴻曾親眼目睹費蘭泉用大承氣湯治泰興太平洲王姓婦人大結胸，用白虎加人參湯治王姓兒暑熱入里，濟生腎氣湯原方40劑治一牧童臌脹，附桂八味丸治施女滑胎等。這些案例，都記載在《診余集》中。可見對余聽鴻的影響之深。

影響余聽鴻的第二人應該是柯韻伯。柯韻伯（1662-1735年），浙江慈溪人，晚年寓居常熟，著有《傷寒來蘇集》。他強調仲景為百病立法，傷寒雜病治無二理，重視方證。指出“仲景之方因癥而設，非因經而設，見此證便與此方，是仲景活法”（《傷寒來蘇集》）。《傷寒來蘇集》首次采用以方名證、以經類證的編注方法。余聽鴻是偶然的機會得到《傷寒快讀》一卷，此即柯韻伯所著《傷寒論翼》，手抄本雖有蠹蝕破碎，余氏亦以己意補綴，遂憶先師所講，己所通悟，結合臨床經驗，與后輩逐句講解，門人胡筠青隨講隨錄，即為《余注傷寒論翼》之初稿。后經修訂補充，于1893年于蘇城謝文翰齋刊印發行。《余注傷寒論翼》是余聽鴻經方學術思想的重要著作，他在柯韻伯方證思想的影響下，強調《傷寒論》在各科臨床的指導意義。這是孟河醫派一部重要的學術專著。

晚清的中醫界空氣沉悶，許多中醫師固守葉薛吳王等溫病家的只言片語、二三藥方，追求輕靈奇特平淡，敷衍了事，不求有效，但求無過，學術生態凋零。余聽鴻的崛起，以其鮮明的學術個性，彰顯了孟河醫派求實求真、醫歸醇正的優良傳統，對《傷寒論》方證相應思想的弘揚、為在中醫界培植全科思維起了很好的導向作用。

倡導中醫改革的經方家陸淵雷

陸淵雷（1894-1955年），上海川沙人。少時從樸學大師姚孟醺治經學、小學，通諸子百家，好天文歷算，1916年至1925年間任教于暨南大學等學校，業余治醫學，及有成，受《傷寒論》于武進惲鐵樵，又請益于章太炎，并助惲氏辦函授學院，曾執教于上海各中醫學校。1928年同章次公等合創上海國醫學院，以“發皇古義，融會新知”為辦學宗旨，率先于教育計劃中列入理化、解剖等課程。著作有《傷寒今釋》《金匱今釋》《陸氏論醫集》等。

陸淵雷倡導中醫改革和科學化，主要是強調實證的思想。他推崇經方，認為“中國經方，歷數千百年數萬萬人之實驗而得，效用極顯，方法極簡，至東漢已燦然大備，其時歐西尚在草昧時代”（《為中央衛生會議廢止舊醫案宣言》）。他高度贊揚經方的實效，謂“經方以草石湯藥療病，視證候以投方，投中，則覆杯而愈，不中，則不死為劇”。

他認為《傷寒論》為代表的經方用藥方法“從之則愈，違之則危，事實也。其必有科學之理存焉”（《傷寒今釋·敘例》）。他更進一步指出《傷寒論》的精粹在于證候方藥。他說：“統觀仲景書，但教人某證用某方，論中有桂枝證、柴胡證之名，可知意在治療，不尚理論。中醫之治療有特長，理論則多憑空臆造，仲景不尚理論，正是識見勝人處，后人斤斤于風邪寒邪傷衛傷營之辨，而不于病證藥方上著眼對勘，皆非讀仲景書者”（《傷寒今釋·卷一》）。基于以上的認識，《傷寒今釋》中除對仲景證候方藥詳為解釋以外，并廣引諸家對經方的用法經驗，但對“其有臆決病情，不舉證候者，仍不采錄”（《傷寒今釋·敘例》）。可見，其學術思想與近代科學的實證思想是一致的。

他主張用西醫的體系來整理中醫，解釋經方治病的原理。他建立了以經方為中心的教育體系，明確表示“敝院宗師仲景，實用經方”（《整理中醫學說芻議》）“余以為理論當從西醫之病名，治療當宗仲景之審證為宜也”（《傷寒今釋·卷一》）。這種思想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引起中醫界的極大震動。

陸淵雷的學術思想其實不是空穴來風，影響陸淵雷的第一人是惲鐵樵。惲鐵樵（1879-1935年），江蘇武進人。《惲氏家乘》說：“家世知醫，而鐵樵尤開悟。”他畢業于南洋公學，曾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小說月報》。惲體素弱，經中西醫診治，未奏效。又因長子病故，遂發憤學醫，精研歷代醫書，又問業于汪蓮石，與姻親丁甘仁切磋。用麻黃湯治愈兒子麻疹及肺炎、用四逆湯治愈同事小兒傷寒陰證，聲名大噪。1920年辭職，主攻醫學。主張中西醫匯通，各取所長，并對當時中醫界流行的溫病學說展開猛烈的批評。他說葉薛吳王的溫病學說“有未發明之學理，有江湖術之黑幕”，主張以《傷寒論》為準則，“傷寒以《傷寒論》為準，溫病亦當以《傷寒論》為準”（《溫病明理》）。1925年他創辦鐵樵中醫函授學校，受業者達千余人。陸淵雷投于惲鐵樵門下，是緣于學術思想上的認同，特別是對《傷寒論》價值的認同，并共同致力于中醫學術的改良實踐。

影響陸淵雷的第二人是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年），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氏對醫學也很有研究，于《傷寒論》更具卓識。他說：“要知仲景《傷寒論》，其論病機，乃積千百年之經驗而來”（《傷寒論講詞》）“余于方書，獨信《傷寒論》”（《中國醫藥問題序》）。章太炎研究《傷寒論》多拋棄傳統的解釋，所謂“上不承靈樞內難，下不采薛葉諸家”。他推崇柯韻伯、徐靈胎、尤在涇、陳修園等經方家，尤其對柯韻伯的評價非常高，認為代表了仲景學說研究的主流。說“自成無己以后，解《傷寒論》者多家，不佞所愿，則學柯氏”（《答張破浪論醫書》），說柯韻伯《傷寒論翼》對《傷寒論》的闡述是“截斷眾流”（《論太陽病非局指太陽》），囑人“不惜重資購取”柯韻伯的遺著（《征求柯韻伯遺著啟》）。章太炎也重視日本古方家，他在給陸淵雷《傷寒今釋》作序言說：“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東矣。”反映出章太炎心中對國內研究經方的不滿。

在章太炎、惲鐵樵兩位名人的指導和支持下，陸淵雷在上世紀20年代中醫存廢的斗爭中是一位善戰的驍將，以經方為拳頭，狠狠打擊了廢止中醫派的企圖，向社會顯示了中醫學的科學性；在中醫發展之路的探索中，他是一位執拗的學者，他敢于吸收西醫學說以及近代日本漢方精華來滋潤中醫學術，是孟河醫派后期的一位勇猛的改革者。

倡導辨病專治的現代經方派大師岳美中

岳美中先生是孟河惲鐵樵一脈中的佼佼者。岳美中（1900－1982年），河北省灤南縣人。16歲時考入灤縣師范講習所，一年后當上小學教員。25歲自學中醫，間或給人治病。1930年，岳氏在灤縣司集鎮開辦鋤云醫社，正式行醫。1935年夏，岳美中得陸淵雷氏《傷寒論今釋》《金匱要略今釋》，學有所得，然亦有未明之義。當年冬季，即加入陸氏創辦的上海國醫學院遙從（函授）部學習。陸淵雷曾在岳美中一份題為《述學》的考卷上，寫下“中醫界得此人才足堪吐氣”的評語,并發表在《中醫新生命》上。1938年，岳美中經友人介紹到唐山行醫，后自開診所。1955年衛生部中醫研究院成立，岳氏任內外科研究所內科副主任、腎病組組長、傳染病組組長等職。1978年2月，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副會長。雖然岳美中被歸于孟河醫派，但從其學術思想和用藥特色看，也是一位睿智而溫和的中醫改革者。

岳美中學術思想的變遷有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上世紀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是初學張錫純、吳鞠通、王孟英，效失參半，苦悶和彷徨之中，重讀《傷寒論》《金匱要略》，見其察證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劑而不言藥性，準當前之象征，投藥石以祛疾，其質樸的學術，直逼實驗科學之堂奧，于是發憤力讀。用于臨床，每有應手，則起大癥。第二個階段（上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學李東垣、葉天士，認識到僅學《傷寒論》涉于粗疏，只學溫熱易涉于輕淡，應當學古方而能入細，學時方而能務實。總結出治重病大癥用經方，治脾胃病用李東垣方，治溫熱及小病輕病，葉派時方可取。第三個階段（上世紀50年代中期）學《矛盾論》和唯物辯證法后，提出“要堅持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辨證論治與專方專藥相結合”（《習醫經歷與臨床感悟》）。從此可見，岳美中也重視經方，但后來的臨床實踐與特殊的政治學術地位，決定了其學術思想的包容性，比起其老師陸淵雷來，他的觀點更折中、更柔和些。但是，在對于西醫學以及日本漢方的態度上，他與陸淵雷的觀點是一致的。岳美中主張診斷以西醫病名為準，而治療從中醫辨證。岳氏在中西醫結合臨床實踐方面，也是非常注重西醫疾病診斷及實驗室指標的參考，并且他還開展了西醫化驗指標監測下的中醫辨證論治精細化的探索。對于日本漢方，岳美中是有研究的。岳氏的《方劑學輯要》部分在許多條目下引用日本漢方腹診內容。在討論方藥中，岳美中提及日本醫家吉益東洞、淺田宗伯等醫家的觀點，甚至對日本漢方文獻學家伊藤鰲的《傷寒論文字考》部分條文做了大量的補正。

值得重點討論的是岳美中的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說。這個學說是他受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和西醫學影響下，結合自身的臨證實踐提出的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意義的中醫治療模式。他從《金匱要略》中的瘧病、蛔蟲病、黃疸病、痢疾各病篇考證出發，認為中醫有專病專藥的特色。以瘧病為例，蜀漆（常山苗）是治療瘧疾的一味重要藥物，在《金匱要略》中有蜀漆散，在晉代《肘后方》治瘧30方中用常山者為14方，唐《千金方》治瘧25方中用常山（包括蜀漆）者20方，《外臺秘要》治瘧51方中用常山者39方，用蜀漆者10方，這說明古代在治療瘧疾時充分注意到了專病專藥的作用。岳美中認為，在外感病中治療流腦的龍膽草、治毒痢的黃連、治陽黃的茵陳、治陰黃的礬石等都是針對特殊疾病基本矛盾的特效藥，提示漢唐醫學有專病專藥與辨證論治相結合方式的存在。岳氏還將雜病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氣化病，即一般所稱的功能性疾患；一類是實質病，即器質性病變。他認為氣化病多取通治法，而實質病多取特殊治法，特殊治法即專病專方專藥與辨證論治相結合的治法。他還例舉當時中醫研究院與北京第二傳染病院等協作治療黃疸型傳染性肝炎的臨床研究成果，以及中西醫結合治療肝昏迷、燒傷、麻風病等的臨床報道，來說明專方專藥與辨證論治結合的優越性。岳美中指出，通過文獻、臨床及實驗研究來尋找更多更有效的專方專藥，“是不斷豐富與發展辨證論治具體內容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中西醫結合創立新醫藥學的重要措施之一”（《辨證論治的探討》）。

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診療模式的提示，是對當時流行的辨病分型模式的修正。他認為“分型論治的目的在于尋找對某一疾病過程中的某一階段有效的專方專藥”。以上診療模式的提出，是與岳美中先生扎實的經典功底分不開的。《傷寒論》是流行性熱性病的一部專著，不問感染的病原，而據機體的整體反應作為用藥的著眼點，個體差異的識別成為該書的核心思想。《金匱要略》是雜病的專著，其發病各有特殊的癥狀與體征，其治療也有專方專藥，辨病專治成為該書的重點內容。所以，《傷寒論》是疾病治療學的總論，反映了疾病的普遍性；《金匱要略》是疾病治療學的分論，反映了疾病的特殊性。兩者有機的結合才是中醫論治的原則。岳美中先生這一觀點，是對經方方證相應的一種完整表述，也是在余聽鴻、陸淵雷等前輩思想基礎上的精準發揮，至今依然對中醫學術的傳承與發展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

余聽鴻、陸淵雷、岳美中三人作為外傳期的孟河醫派傳人，或堅守傳統，弘揚經方；或發皇古義，融會新知，援引西醫學，吸收近代日本漢方。他們不僅自身完成從醫生到學者的華麗轉身，更引領了中醫學術進步，他們創新性的學術成就，為孟河醫派近現代史上畫上了濃重的一筆。19世紀末葉，清廷腐敗，傳統文化式微；20世紀初葉，西學東漸，中醫生存危機顯現；就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中醫學術傳承的任務也非常緊迫。他們三人的舉動，是從更廣闊的視野看中醫，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為中醫發聲建言著書立說，可以說，他們三人的這些做法，是孟河醫派精神的延續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