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醫宗扁鵲的生平事跡，一直存在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現象，其原因主要是沒有讀懂司馬遷的《扁鵲傳》，或者不遵從司馬遷的考證意見，把一些傳聞異辭作為依據，另起爐灶創立新說，以至于以訛傳訛。想要正本清源傳承中醫學術，必須撥開歷史迷霧，重新認識扁鵲，正確解讀中醫歷史。

否定司馬遷考證，割裂扁鵲形象

誤讀司馬遷《扁鵲傳》的人很多，趙紹祖（1752—1833）《讀書偶記》論述扁鵲說：“意太史公故為荒幻之詞，而云或在齊或在趙，不必其為何方；為盧醫，為扁鵲，不必其為何名；或在春秋之初，或在春秋之末，不必其為何時，以見扁鵲之為非常人，一如其師長桑君耳。”

日本學者滕惟寅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割解》中說：“扁鵲，上古神醫也。周秦間凡稱良醫皆謂之扁鵲，猶釋氏呼良醫為耆婆也，其人非一人也。司馬遷采摭古書稱扁鵲者集立之傳耳。其傳中載醫驗三案，文體各異，可以證焉。蓋司馬遷而不知扁鵲非一人也，但受術于長桑君，治虢太子病及著《難經》者，是即秦越人之扁鵲也；其診趙簡子者，見齊桓侯，在《國策》所謂罵秦武王，在《鹖冠子》所謂對魏文侯者，又為李醯所殺者，皆是一種之扁鵲也。注者不知而反疑年代齟齪，枉為之說，可謂謬也。”

滕氏否定了司馬遷對于扁鵲的考證，割裂扁鵲形象的完整性，把一個為中醫學創立開辟道路的醫學宗師虛無化，嚴重影響大家對先秦醫學史的研究。然而誤從其說者不乏其人，如龍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呂思勉讀史札記》《醫藥史話》等均采此說，目前許多文章也持此觀點。

日本學者丹波元簡著《扁鵲倉公傳匯考》說：“蓋扁鵲必一神醫，于是戰國辯士，如稷下諸子附會種種神異之事，或筆之于書，或以為游說之資，故診趙簡子、治虢太子、察齊桓侯，其事之虛實，固不可知矣。”他認為司馬遷沒有辨別清楚戰國辯士一時的“附會之詞”，稀里糊涂“輒湊合立傳以實之”，否認司馬遷對扁鵲作過考證，認為其誤將各種傳聞異詞搜羅起來，雜湊了一個《扁鵲傳》。國內有人按照日本學者的說法，隨聲附和說：“《扁鵲傳》似乎是一部未定之稿。”

經筆者考證，扁鵲診虢太子的記載來源于《韓詩外傳》，虢太子（或虢世子）是“虢邑”里的長子，扁鵲所診之桓公實為田桓公，而非齊桓公，他們生活于同一年代。所以，扁鵲一生中診治了趙簡子、虢太子、田桓公是完全可能的。

造成對司馬遷考證誤讀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僅憑望文生義，隨意否定司馬遷

在清末民初時有一股疑古風潮，學者衛聚賢先生在關于扁鵲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種更離譜的觀點。他在《古史研究》中稱“扁鵲的醫術來自印度”，說“扁鵲即此西醫之為中國人者，鄭人亦可，趙人亦可，盧人亦可，秦人亦可，本不限于地域，后人乃各將各地學西醫者名為扁鵲。”

李伯聰先生《扁鵲和扁鵲學派研究》對衛氏觀點的偏頗之處進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認為衛聚賢對扁鵲名字“秦越人”奇想聯翩，得出使人驚詫莫名的結論。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四五百年間，竟存在著一個遍及齊、秦、鄭、趙等各國（實際上等于遍及全中國）的中醫學習西醫（印度醫）的運動。”

日本學者森田一郎在《中國古代醫學思想研究》書后附有《扁鵲考》一文，把“扁鵲”解釋為砭石，認為扁鵲就是砭石的假托，并說“秦是西方的國名，越是南方的國名。而姓秦名越人這個姓名，就暗示秦越人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烏有’先生而實無其人。所以，秦越人的傳記，就是不正確和不確實的”。森田先生盡管別出心裁地把“扁鵲”釋為“砭石”，想以此來破譯最難解的《扁鵲傳》。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也是不能成立的。

夸大文化決定作用，編造扁鵲成長環境

通行本《史記·扁鵲傳》說：“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南朝劉宋裴咽《史記集解》引用晉人“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間。”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也云：“按勃海無鄭縣，徐（廣）說是也。”這就是今本《史記》對扁鵲里籍的記述和古代史家的解釋，他們認為“鄭”是誤字，原文應作“鄚”字，也就是今河北雄安新區的鄚州鎮。

學者溫如杰先生說：“鄚在春秋時期是北山戎、赤狄、白狄等少數民族雜居之地，無城邑，無學校，無文字，語言與華夏不通，此時此地缺乏塑造扁鵲這樣一個偉大醫學家的文化土壤，而只有號稱文化之幫、孔孟之鄉的齊魯，才有培育扁鵲這樣杰出醫學家的可能。”這理由看起來似乎很具說服力，但他把鄚邑描繪得如此荒涼可怕，只是出于想象并沒有事實根據。

《左傳》記載昭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535年：“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晉杜預注云：“虢，燕境。”齊景公與晏子所到達的虢城，就是距鄚州十余里的城邑。公元前294年趙惠文王把鄚州與易縣古城，割讓給燕國。鄚州附近在漢代為侯國，更名為“高郭”，這一帶還出土過大量春秋戰國時期的城郭和文物，并非“無城邑”。《左傳》說齊景公與燕國“盟于濡上”，杜預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齊國君臣從正月癸巳至二月戊午，住在這一帶約25天以上，可見溫先生所說的“無文字，語言與華夏不通”是不成立的。

司馬遷記述扁鵲當時在城內守客館之師，長達十年之久，并且在這里學習醫學，接受長桑君贈送的《禁方書》是完全有可能的。扁鵲在公元前497年診趙簡子病不是在“孔孟之鄉”文化土壤中產生的，不應該人為編造扁鵲成才的文化土壤。

不懂“后世筆法”，誤解司馬遷記載

扁鵲秦越人生活于春秋末期，與孔夫子、趙簡子大體同世，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列扁鵲為越王勾踐時代之人，也是尊重司馬遷《扁鵲傳》的記載。

盧南喬先生說：“從經歷說，扁鵲曾到過已成為趙都的邯鄲，本傳說他‘過邯鄲’，和他‘過虢’‘過齊’‘過雒陽’‘入咸陽’，無一不為國都可證。我們知道，趙始有邯鄲，其時在晉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趙始都邯鄲’其時在趙敬侯元年（前386年）。扁鵲‘過邯鄲’，只能在‘趙始都邯鄲’以后，這是鐵定不移的。”

盧先生用這些推理，得出了否定司馬遷的結論：“扁鵲絕無可能直接參與趙簡子病的診治是可斷言的，因而歷來以趙簡子為定點去考辨扁鵲年代是不明智的。”

司馬遷記述秦越人行醫的地方而舉了一些地名，至于當時是否為今名或是否為趙、秦首都，那是無關緊要的，這不會影響他準確地表述秦越人的行醫概況。“扁鵲名聞天下”，“隨俗為變”，也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盧先生為了否定扁鵲診趙簡子，非要說這些地名都是國都，確有強詞奪理的嫌疑，而且其考證也不準確。

《詩經》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朝始創于商地，而不是誕生于“殷”，但是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首稱“殷契”而不稱“商契”。盤庚遷都，商始更名為殷，此距契的時代已相當遙遠了。稱其為“殷契”的這種后世筆法，不會造成混亂，所以不必刻求作“商契”才為正確。

《史記·周本紀》記載了周文王的伯父太伯、虞仲，為了把周的社稷傳給文王而“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歷”。《史記正義》注云：“大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諱楚（莊襄王名楚），改曰荊。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可知荊楚不是周初的名稱，而是司馬遷說的周文王的伯父“亡如荊蠻”，是漢代對于吳越之地的稱呼，而不是當時的地名。

《史記·河渠書》云：大禹治水時“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張守節《史記正文》注：“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可見司馬遷說大禹治水路過的華陰也是漢代地名，而非大禹時代的地名。司馬遷稱“老子者，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人也”，也是以漢代地名標示老子籍貫。可見在不影響正確表述時，史家可以靈活變通，用后世筆法表達，我們不能過于苛求。

何愛華先生《秦越人（扁鵲）事跡辨證》說：“司馬遷在《扁鵲傳》中確定：‘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或‘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日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實。這種事實，都是在一定時間和地域中進行的。這種事實，在上述論著中，已為一些學者們所共認。我認為這種事實是確指：邯鄲，在春秋時期，原為衛邑，后屬晉，自前386年，趙敬侯由中牟遷都于此，定為趙國都城后才日益繁華。這樣，他（扁鵲）過邯鄲，才能為帶下醫的。雒陽，在春秋時期，一直叫‘成周’，戰國以后改稱‘雒陽’，由于周人保持一種尊重老人的傳統和遺風，這樣，他過雒陽，才能為耳目痹醫。咸陽，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由櫟陽遷都于此，筑冀闕。商鞅第二次公布變法，革除戎狄舊俗，以提高社會生產力，秦國才有愛護小兒的社會風氣。這樣，他入咸陽，才能為小兒醫，‘隨俗為變’地做了兒科醫生工作。如果對這種事實都不能承認，那么，我們還有什么根據來論證他的醫事‘活動時間’？”

司馬遷在《扁鵲傳》中指出扁鵲行醫過程中曾經到過這一帶地方，并沒有說扁鵲所入之地都是國都。周王所居的城市叫王城、成周或洛陽，并非周朝的國都；但“周公作雒”，扁鵲之世，洛陽城是存在的，只不過名字不同罷了。洛邑或成周之內，世居周人，扁鵲“過雒陽”不必在戰國之后，無須多辯，思之自明。

邯鄲在很久以前就是趙氏封邑，所以《左傳·定公十（公元前500）年》就有追敘邯鄲趙午的文字，其中云：“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正因為趙簡子的同族趙午世封邯鄲才得名“邯鄲午”，趙簡子殺趙午之后，也因趙午世封邯鄲才讓他的嗣子“二三子唯所欲立”，繼其世位。所以，扁鵲在公元前五六世紀時“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是完全可以的，不必再等一百多年邯鄲成了趙國都城后，才“聞趙人貴婦人”。

咸陽一帶，自古為秦人居住，司馬遷云“來入咸陽”是其身在長安，寫東方的醫學家扁鵲跋涉千山萬水，為三秦人民的健康，不辭辛勞由勃海之濱向西“來入咸陽”一帶行醫。愛子之心，古即有之，何須商鞅變法之后秦人才懂得愛小兒？

司馬遷在《趙世家》和《扁鵲傳》中兩次言之鑿鑿地指出，扁鵲診過趙簡子，事后得到四萬畝賜地。盧先生認為非要太史公寫明“入絳”，才能得以“直接參與趙簡子病的診治”，其偏頗之失，也甚明顯。

前人誤出其說，或許與不明史家的后世筆法有關。司馬遷記武帝用“今上”“上”等是當時筆法，其述武帝之前的事則用后人追敘的后世筆法。史家用謚號稱呼被追封的死者是一種慣例，如《左傳·僖公十八年》云：“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瀛，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古人有作為，死后才加謚，前文中的惠公、昭公、孝公、懿公等都是死后的謚號。一出生即稱其謚號，是為后世筆法。同樣趙簡子、桓侯都是謚號，他們生前都不知道自己被后世稱為趙簡子、齊桓公，這也是史家后世追敘的筆法。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正說扁鵲需尊重

古代“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行，因此有悠久的記事、載言的傳統。司馬遷是非常嚴肅的歷史學家，《漢書·司馬遷傳》說“司馬氏世典周史”，占有了一般人難以企及的豐富史料。司馬遷著《史記》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早在漢代就被公認，所以“自劉向、楊雄博及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隱善，故謂之實錄”。

司馬遷為古人立傳，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比如他寫老子的時候說：“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莫知其然否。”

司馬遷見到了很多古人的學術著作，就以此為線索進行考證，然后為其立傳。因此《史記·管晏列傳》云：“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

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立《扁鵲傳》，是他經過考證權衡而寫成的，他所取用的資料都是后人研究扁鵲名號、里籍、醫學授受、行醫概況、學術特長等諸多問題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而絕不像韓非子等策士、學者為文借典，偶然提及扁鵲傳奇故事那樣難以令人信服。

司馬遷對“扁鵲以其技見殃”的悲慘遭遇深為同情感慨，他說：“女無美惡，居官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技見殃……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道出了太史公對扁鵲這位偉大醫學家敬仰和愛戴之情。但扁鵲秦越人距司馬遷生活的年代有400余年，其史料多而復雜，遠不像倉公診籍那樣翔實可靠，要達到實錄入傳，必須進行一番考證。所以《扁鵲傳》中的文字都是司馬遷去粗取精、棄偽存真后的論斷。

由于年代久遠，《史記》傳抄中也出現了文字訛誤，司馬遷所依據的原始資料多已失傳，要讀懂和正確理解司馬遷論斷的原義，也必須下一些功夫，否則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國醫大師張燦玾教授曾經感慨：不知為什么，《扁鵲傳》有些問題寫得這樣模糊，甚至可以說我們至今仍沒有讀懂《扁鵲傳》。因此，他主張進一步對《扁鵲傳》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