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大醫精誠”的唐代醫家孫思邈，一生孜孜矻矻，“白首之年，未嘗釋卷”。他嘔盡心血，撰寫《千金方》，在醫林中功績赫赫。但他臨終時，卻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祀無牲牢。在封建社會，“厚葬”幾乎是約定俗成的禮儀。天子王侯，梓棺文誘，金縷玉衣，比比皆是。在此社會背景下，孫思邈提出“薄葬”，境界崇高，頗為難得。歷代醫家的遺囑更多是為了發揚祖國醫學傳統，囑其子侄、弟子認真對待醫學和遺著。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字明之）獨創補土派，著有《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秘藏》《醫學發明》等。臨終時，李杲把以上著述“檢勘卷帙，以類相從，列于幾前”，然后把他的得意門生羅天益（字謙父）叫到跟前，囑咐：“此書付汝，非為李明之、羅謙父，蓋為天下后世，慎勿湮沒，推而行之。”李杲的遺囑表明了一位醫家毫無保留，將一生心血獻給“天下后世”的寬廣胸懷，實在令人肅然起敬！清代具有“溫病學派宗師”之稱的葉天士，歷經學醫的艱辛，開創了溫病學的新途徑。《清史稿》記載，葉天士臨終時，諄諄告誡子孫：“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讀萬卷書，而后可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醫！”這條“遺囑”是葉天士一生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他深知當醫生要有真才實學，才“可以濟世”，而庸醫只會“以藥餌殺人”。他擔心自己的孩子徒鶩虛名，墮落為庸醫，才如此諄諄告誡。這與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臨終囑咐自己的孩子“寧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相似。醫家的遺囑還很多，如徐大椿臨終時自擬兩副對聯，一副是：滿山靈草仙人藥，一徑松風處士墳。另一副是：魄返九原，滿腹經綸埋地下；書傳四海，萬年利濟在人間。這些“遺囑”，雖然往往是片言只語，但卻能反映出醫家的高尚品德，激勵后輩勇攀醫學高峰。（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