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具有悠久的中醫藥文化歷史和豐富的藥材品種。巫山大溪文化遺址出土的骨針將重慶中醫藥史推至新石器時代晚期；《山海經·大荒西經》將重慶巫山譽為長滿祛病除瘟仙草的“靈山”；《后漢書·地理志》介紹了渝東南地區因朱砂而興的盛況；《寰宇記》記載了重慶開州車前子作為貢品進貢皇室的榮譽；《名醫別錄》《大明一統志》《大寧縣志》等著作典籍中也有大量關于巴渝盛產藥物的記載。

浩如煙海的經典著作，不僅反映了巴渝大地豐富的藥材品種和儲量，背后更鐫刻著巴渝中醫藥文化的歷史故事。特別是在與瘧疾的抗爭中，重慶南川黃常山、重慶酉陽青蒿素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藥寶庫里有抗瘧要藥

瘧疾是被按蚊叮咬或輸入帶瘧原蟲者的血液而感染瘧原蟲所引起的蟲媒傳染病。瘧疾的歷史相當漫長，人類的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與瘧疾的抗爭史。一般認為，瘧疾發源于非洲，幾乎傳遍整個世界。早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上就有關于“疾年”“瘧疾”的記載；西漢時期，漢武帝伐閩越，軍吏因染瘧疾而死者十有二三；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孟獲，士兵因染瘧疾，兵未血刃而折損者十有四五；清末的云南思茅因瘧疾流行致人口銳減。

放眼世界歷史，瘧疾肆虐的腳步也從未曾停歇。在古希臘，瘧疾被稱為“沼澤的熱病”，曾致使興盛的羅馬帝國衰亡；17世紀末，蘇格蘭因瘧疾致士兵羸弱，遭到西班牙劫掠，英格蘭趁火打劫合并了蘇格蘭，致蘇格蘭痛失獨立；非洲則是靠著瘧疾的“保護”，延緩了被殖民化的進程。

在與瘧疾的抗爭過程中，我國中醫藥開創了人類藥物治療瘧疾的先河，東晉葛洪的《肘后方》收載了40余首治瘧疾的方劑，其中青蒿、黃常山均在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更是列出了數百種治療瘧疾的藥物和方劑，為當今抗瘧藥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線索。在歐洲，最早以瀉藥清腸、節食、放血等方式治療瘧疾，直到17世紀，發現金雞納樹皮具有抗瘧作用，被廣泛使用。19世紀，學者從奎那樹皮中分離出奎寧，成為當時治療瘧疾的特效藥。

黃常山抗瘧振士氣

抗戰期間，瘧疾肆虐，日本人封鎖了奎寧的來源，經研究發現，重慶金佛山道地中藥黃常山具有較強的抗瘧疾作用，種植黃常山成為了迫在眉睫的任務。1937年春，重慶南川籍人士、留美歸國的農學家劉雨若在南川縣（現重慶市南川區）三泉創建金佛墾殖社，延續至今成為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1938年9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與中央賑濟會在南川縣三泉創設金佛山移墾區，成立了移墾區董事會和辦事處，劉雨若任辦事處主任。國民政府在重慶南川金佛山腳下三泉鎮建立農墾場，由金佛山墾殖實驗區負責黃常山種植，軍政部軍醫署負責黃常山藥丸的研制生產。1939年，金佛山所種植黃常山面積已達到1000畝。黃常山被廣泛應用于瘧疾治療，有效解決了當時的瘧疾之困，保護了抗日士兵的生命健康，恢復了戰斗力，也提振了士氣，是奪取抗戰勝利的重要“功臣”。

后來，南川金佛山墾殖實驗區幾經改革，成為今天的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依托厚重的中醫藥文化底蘊，該研究所先后出版了《金佛山藥膳》《風過南川聞藥香》等書籍，舉辦了一系列中醫藥文化研討、傳播活動，有力推動了重慶中醫藥文化的發展。

酉陽青蒿最為道地

20世紀60年代，引發瘧疾的瘧原蟲對當時常用的奎寧類藥物已經產生了抗藥性，黃常山治瘧也產生了副作用。為研究新型抗瘧藥物，1967年，我國成立523抗瘧計劃辦公室。1969年，屠呦呦進入化學研究組擔任組長，她從浩如煙海的經典著作中，從成百上千個復方、古方、驗方中，江里淘沙、沙里淘金，找到了治療瘧疾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并通過實驗反復驗證，發現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滅人體內瘧原蟲，對腦瘧等惡性瘧疾有很好的治療效果。目前，青蒿素及其制劑已經成為國際公認治療惡性瘧疾的首選藥物。屠呦呦也因此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青蒿為中醫臨床常用中藥，在世界各地廣泛分布，但青蒿素含量隨產地不同差異極大。據研究得知，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生長的青蒿，其青蒿素含量都很低，因此藥用價值也很低。而重慶酉陽所產的青蒿，其青蒿素平均含量可達8‰以上，部分優選品種青蒿素含量甚至達到16‰，居世界最高。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酉陽就開始大量種植青蒿，并建廠生產青蒿素，現已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青蒿生產基地，其青蒿生產種植技術通過了國家GAP認證，“酉陽青蒿”被國家質檢總局作為地理標志產品實施保護，酉陽也被譽為“世界青蒿之都”。目前，酉陽的青蒿種植面積已達8萬畝，畝產150公斤，青蒿素年產量達60多噸。全球一半以上的青蒿素均由重慶酉陽供應，全球近八成的原料青蒿也都產自重慶酉陽。

重慶南川黃常山、酉陽青蒿素，它們給悠久的巴渝中醫藥文化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中國中醫藥文化在世界醫藥史上譜下了令人稱嘆的華章。（何先元 重慶醫科大學）